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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康
刘小康，著名设计师，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副主席，曾因为屈臣氏设计流线型的瓶装水瓶身，获得“瓶装水世界”全球设计大奖。近十年来，以椅子为主题探讨人与社会之复杂关系，“椅子·戏”成为其广为人知的作品。
在刘小康心目中，城市开始用商业手段进行设计与包装，这从品牌建设上无可厚非，也不可否认其对城市在全球舞台上确定形象与巩固形象的作用，但同时，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所需。
城市轨迹
刘小康的城市轨迹没有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城市分段，这位生在香港、长在香港的设计师，并没有移居与迁徙的经历。虽然他在上海、北京、台北、重庆、伦敦等多个城市不停地辗转，但几乎每个城市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个晚上。甚至，在香港，他连续居住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个月。
但居住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他了解城市。他自有一套能切入城市生活的私家地图——诸如博物馆、美术馆、茶室以及旧货市场。这些或给他呈现出城市鲜活且真实的历史，或带来勃发的创意灵感，或帮助他快速进入市民活色生香的日子里。
茶餐厅是香港创意文化的实验场
刘小康的工作室位于九龙塘创新中心。推门而入，眼前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几张椅子或独立、或相背而放，像是装置艺术品，让人不敢擅自而坐。有几扇紧闭着的门，究竟哪儿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正在一头雾水的时刻，墙上一个镂空的纯白色画框被拉开，一个脑袋探出来打招呼。这就是刘小康的工作室———在很小的空间内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这与刘小康眼中的香港城市特点如出一辙。
香港出生、长大的刘小康对香港可谓了如指掌，但他却觉得，很难找到一样东西去代表香港。“如果实在要找一种视觉上的东西来表现香港，我想，应该是建筑。香港的楼房密度与高度是城市的重要体现，是在世界上无他的。虽然东京的密度大，但在高度上难以与香港相提并论。”刘小康说，“正是这种体量密集的程度让香港人在很小的空间内找寻自己的空间。都说，我们在保持自由开放的风气之下，有个包容与多元的文化。这种多元性也可能是在小空间下逼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毕业之后的刘小康，选择一直呆在香港的理由很简单，他遇到了这个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起，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在电影、出版、设计等行业人才需求很大，这情形正如陈冠中《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中所说的那样，很多人从事着原本跟自己专业无关的事情。”刘小康笑着说，“现在的年轻人说我们做设计容易，其实，当年才叫容易。香港城市的密码可能也是在那时形成的———本土的、国外的、留洋归来的都在大机遇下碰撞，很多不同的人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渐渐培养与孵化香港文化创意产业。”
或许，正如刘小康曾在《潮人玩香港》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在这里生活，早上我们起床，也许会吃一个中式早餐，或去一个茶餐厅吃西多士配奶茶，中午吃个叉烧快餐，晚上回家，吃个非常非常之中国的广式晚餐，睡前还可能会先拜神。但接受教育时，可能是去一间基督学校，彼此用英文名字互相称呼。每天生活的幅度是可以很大的。很多文化都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这种对比是很好玩的。”在香港，刘小康总在这种不中不西的生活中找到对比的弹性与张力，他最爱去的就是茶餐厅。在他看来，这些街边的小店完全体现了香港的混杂与多元。“不管是鸳鸯奶茶还是出前一叮面，茶餐厅很有实验性。沉浸在茶餐厅中，不仅可以饱腹，更是可以看到香港文化中的创意力量，没有界限与包袱。”
好城市提供落在生活里的舒服感
如果要选择一个喜欢或者适合生活的城市，刘小康斩钉截铁地说，“喜欢”和“适合生活”的肯定不会是同一个城市。这听起来有点悖论。喜欢却不能进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在城市生活，却很难怀有情人的热情与之共舞？在刘小康的心目中，最喜欢的城市是伦敦。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那里有令人亢奋的文化创造力，每一次的到来，不管是博物馆的展览、学术上的沟通交流、城市中呈现出的设计面貌都会有令人惊喜的变化。“我喜欢一个城市给予我很多。一个变化速度快、很多文化事件发生的城市，会蕴含着巨大的创意，这是令我极度亢奋的。”刘小康说，“但那里，吃得不好，并不适合生活。”
台北就是刘小康觉得适合生活的地方，甚至愿意在那里终老。在台北，他最爱去的就是茶室。不管是台南还是台北，即便他们都不产茶，这些小小的精致茶室中，都会有这么一两个主人对茶有着深刻且精到的见解。他们可能流派不同，但似乎都是与城市生活长在一起的。那是一个平和的环境。“这是少有的追求文化品味、生活品味的城市，这种生活与很多国人用钱买回来的生活品味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普通大众对生活趣味的追求，后者可能更流于表面与表现。而且台北也与香港讲究的生活质量不同，它营造一种落在生活里的舒服感。”
事实上，刘小康每到一个城市必去的，还有旧货市场。倘若说，博物馆是反映一个城市官方且威严的正史，那么旧货市场则是反映着刚刚过去不久的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历史，它们甚至还散发着热度。“旧货市场里所贩卖的服饰、家具、用具都可以让人想象到人们不久以前在这个城市是怎么生活的。即便同样都是欧洲的城市，他们虽然买的都是欧洲风格的物品，但各个城市也会因为风俗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这很有趣。”不仅如此，旧货市场还给刘小康带来过“奇遇”。他曾经在重庆买到一个四方形的白瓷茶壶，而在一年之后，在遥远的悉尼，又买到了相同款式只是花纹不同的茶壶。查了资料才得知，这两只茶壶是上世纪30年代，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这种奇遇甚至都会有点像冥冥之中注定的邂逅一样。“我打算根据这重新设计一组茶壶以纪念这一设计师以及这段在两个城市奇妙的境遇。”刘小康说。
并非每个城市都有设计城标的必要
刘小康对于城市的思考并不只是停留在生活层面上，曾经参与过重庆城市标识设计的他，更愿意从设计角度去打量与考察一个城市。
事实上，如果说，20世纪以前，城市的品牌是以建筑与人文为特色，但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用商业手段进行自我包装进而广泛推广，从而确定并巩固该城市在全球商业、社会舞台上的价值以及其扮演的角色。而刘小康所生活的香港就是亚洲所有城市中第一个采用城市标识的。那是一条飞龙标识，下标“A sia‘sw orld city”。在刘小康看来，标识出台后，民众谈论飞龙视觉符号多么难看，而忽略了真正的意义所在———“A sia’sw orldcity”的注脚。“为什么不是国际城市，而是世界城市？政府设计这个标识是想让香港民众以及世界民众知道香港的发展目标：一个体量不一定很大，但对世界有不可忽视影响力的城市。丑还是美的意义并不大，丢掉标识解读的重点才是最可惜之事。”
作为设计师，刘小康并不认为该将城市标识吹捧到至高位置，并不认同那种宣称“每个城市一定要有个标识，正如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名字一样”的论调。事实恰恰相反，精明实用的香港文化再次成了刘小康解读城市的利器：“城市标识是城市品牌设计的一部分，是城市宣传自我的工具。一个城市需不需要一个品牌，要看城市政府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这个城市是否有需要发展的新领域。纽约、伦敦就不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什么。城市新形象的建立，是要表达城市新目标的。不仅如此，这个目标是想吸引投资、人才，还是旅游，呈现出来的视觉符号都会不同。这不是单纯地为了符号而符号的过程，而是政府目标、市民文化以及设计创意相结合的综合系统。”
■深圳观
深圳城市目标不清，设计师难把握
深圳虽然毗邻，有工作室，也经常举办展览，却有种隔了一层的陌生感。虽然常来常往，但每次只会在办公室、华·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这几处出现，似乎离开香港的弦之后，在深圳的靶点只有那么几个。
不可否认，深圳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公司员工年龄到了30岁，就已经很老了。与北京不同，这个城市会自己创造可能性。到北京去闯荡的人大多都是有些底子，知道自己事业想要发展到什么阶段的人，而深圳更多是空凭一腔热血与冒险精神，自己去创造可能性的城市。
深圳是一个有着开放理想的城市，但有些事情却让人搞不明白。例如，关于深圳政府向全球悬赏20万征集城市标识之举。这个城市的目标与定位究竟是什么？前几年拿了个设计之都，是要将设计作为整个城市的最高纲领来发展吗？那么，还有钢琴之城与图书馆之城呢？作为设计师，很难把握什么样的标识才能表现城市发展的内涵与意义，深圳想要做一个城市标识，首先政府要将城市发展目标告知才行，要避免为了符号而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