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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美国百老汇歌剧《剧院魅影》赴港演出，却找不到合适的剧场，那时香港就有人建议，是否在西九龙兴建一座具有国际规模的大剧院？这大概可以算得上西九龙文化区的萌芽。到了1998年，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在位于西九龙填海区的临海地段兴建一系列世界级文化设施，希望借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与世界地位。
西九龙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最后一块填海区，与广东道接壤，西南面依傍着美丽的港湾。西九龙文化区选址在西九龙最南端，它的形状像一把长柄勺子，这片由人工填海所形成的40 公顷土地，东西两端长约1.4公里，沿海长度有2.3 公里。从地理地置上看，如果说维港是香港的一条项链，那么西九龙就是项链上最后一颗未经雕琢的珍珠。
从西九龙文化区这一名词诞生的第一天起，围绕它展开的论战就从未停歇。10 多年后的今天，有关西九龙文化区的规划设计终于尘埃落定。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主导设计的“城市中的公园”，入选西九龙文化区的最终规划设计方案。
“城市中的公园”
2010 年 8 月 20 日，备受关注的西九龙文化区三个概念规划方案终于出台：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园”、许李严的“文化经脉：持久活力”和库哈斯的“东演西艺中城墟”。
在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园”中，他这样描绘理想的城市：“城市，是由小巷、街道、公共空间、公园还有平凡的建筑群和公众的文化地标建筑交织而成。”
香港著名建筑评论家、建筑师、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朱涛评价说：“看看福斯特对城市元素的排序：先是一系列城市外部空间─公园、公共空间、街道等，然后才是作为实体的建筑。”在朱涛看来，“ 在整体城市哲学上， 很难说三家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趋于谨慎，趋于重新珍惜那些传统城市中的成功经验，如对街道网络、公共空间、绿化空间和城市肌理的爱护。三家方案设计思路和手段的差别，是在更细的层次上展现出的。”
对于胜出者福斯特的设计方案，朱涛归结为三个核心元素：街区、公园、独立地标型建筑。他介绍说，在基地东部，福斯特规划了一条带状的城区，以求得与基地外边缘现有的街道网络连接起来。
“沿南北向，除连接高铁站前广场和城市干道外，福斯特还细化街区，在楼与楼之间留出很多空隙，让海风和海景渗透过去。沿东西向，福斯特设有三条平行街道：北边利用现有的柯士甸道，南边是海滨长廊，向东与九龙公园相连，向西引向一个巨型海滨公园；在这两条道中间，是一条步行的‘中央大街’，可称为整个带状城区的脊柱。街北边多是较高层商业开发楼宇和少部分小型文化设施，街南边则是一排主要的文化设施，如中大型剧院、音乐厅、戏曲中心、舞蹈戏剧学校、博物馆等。以步行街的方式将众多文化、商业设施组织起来，一方面与东部九龙老区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内部营造出更为悠闲、舒适的街区气氛，这让我想起纽约的百老汇剧院街区和伦敦的西区剧院街区。”
福斯特案既然名为“城市中的公园”，其更显著的特征是将大部分建筑都紧凑地规划到一个带状城区内，得以腾出一大半滨海基地，将之变为一个 19 公顷、内有 5000 棵树的海滨公园。“这规划上的一紧一松的招式─一边与现有九龙老区相连的紧凑街区，另一边是宽阔的海滨公园，立刻让人联想到为纽约增添无限活力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朱涛评价道。
“城市中的公园”第一栋地标建筑是卵形歌剧院，福斯特将它放在基地的中央靠北地带，恰好位于中央大街和海滨公园的交界处，使它既成为中央大街的东端结束点，又成为海滨公园西部起点。朱涛说：“福斯特的这一招，同时迎合了两种歌剧院的定位传统，一是歌剧院作为城市街区中的地标 ─如巴黎歌剧院，另一个是歌剧院作为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地标─如悉尼歌剧院。这一箭双雕的规划手法，相当精到！”“城市种的公园”中规划的博物馆广场
第二栋是环绕西区海底隧道口的U 形酒店及其延伸段的能源中心。福斯特充分利用该建筑的线性特点，一边利用它阻挡隧道口的交通噪音，另一边为该酒店争取到“无敌”景观─海滨公园、维多利亚港和港岛的景象。第三栋是规模最大的卵形大型表演场地+ 展览中心，朱涛说这是一个遗憾：“从港岛这边向西九龙望去，我们将看到郁郁葱葱的海滨公园，而歌剧院和大型表演场地+ 展览中心都将隐身在公园森林背后的两个角落。这种做法当然很安全，谁会不喜欢看到一大片公园呢？但有没有可能在西九龙文化区的海边建一个歌剧院，如同悉尼歌剧院那样，优雅而自信地向维多利亚港呈现出来。”
香港著名的公共艺术专家、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陈育强则认为，福斯特的文化公园方案是比较保守的选择，因为它是以绿色来取悦广大市民。这说明香港政府对于文化方面有一种戒心，因为这个文化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知道，如果失败了，至少还能有一个公园。
在质疑中前行的“西九龙文化区”
从1997 年的初步设想，到西九龙项目的最后启动，历时四年。
2001 年西九龙项目开始启动，港府主办了一场规划比赛。当时，由10 人组成的国际专家评审团在次年初从160 多个本地及海外参赛作品中，选出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流线型天幕设计作为优胜者。
当时，福斯特设计的地标是一个覆盖大半个西九龙的巨型天幕，这种新颖的创意一时成为当时香港民众瞩目的焦点，褒贬不一。为了实现这个计划，2002 年9 月，香港政府公布西九龙文化区发展建议邀请书，决定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大财团来兴建和运营西九龙文化区。不料此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以上香港公民认为天幕计划造价太高，且安全卫生皆不能让人放心。
2003 年港府就西九龙项目正式展开公众咨询，强烈的争议就此爆发。艺术界质疑西九只想建造大型娱乐设施供外地艺团来港表演，对于本土的艺术发展和培育却不够关注。公众和立法会议员，则质疑该计划以单一招标形式，邀请财团来管理西九，令西九变成地产豪宅项目，其中更可能存在“利益输送”成分。西九的规划，由此上升至廉洁、管治能力、民主程序、民主程度的问题。在香港各界强烈质疑下，西九规划于2006 年2 月被宣布“推倒重来”。
2007 年，香港政府成立西九管理局，然而西九争议依然不断。直到2008 年7 月，西九龙文化区的争论才被打破僵局，特区政府最终决定自己注资216 亿港元重新启动项目，并且设立西九龙文化管理局，负责项目管理和未来运营。同年12 月，新一轮西九规划竞标拉开帷幕。2009 年4 月7 日，香港媒体公布了最后入围的3 份方案。最终，福斯特的方案中标，香港政府将以其设计的“城市中的公园”作为基础，辅以另两份方案的长处，对西九龙文化区进行细致规划。
事实上，西九龙文化区项目背后的商业价值，一直都是反对者攻击的关键。香港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多次批评西九龙文化区项目，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她表示：“我担心的是，这个文化区说到底只是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到最后区里面有很多住宅的、商业的建筑物，变成一个地产项目，文化在里面只是一个装饰品。”
香港另一位反对“西九龙文化区”的知名文化人胡恩威也认同这种观点。“这是一个设计骗局和规划骗局，三个方案均有大量的绿化用地，但西九是文化区而不是公园。 一个平平无奇的绿化方案花了二亿多设计费，不值得，政府目的是令西九土地在绿化后卖价更高, 成为西九豪宅区。”诺曼·福斯特的总规划蓝图“城市中的公园”中，行车道路和停车场都在地底下，地面留给行人
记者曾就西九龙文化区采访香港政府政务司司长、西九龙文化区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彼时，这位港府二把手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在街头、地铁站和社区，呼吁民众对西九龙文化区项目的支持。提起在西九龙文化区项目遇到的种种挫折，唐英年曾感慨，“我们将遇到的困难，和过去这个项目刚被提出时遇到的困难一样。我们希望公众在项目建设中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进来，这必然导致我们将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对此，接受记者专访的诺曼•福斯特则很乐观：“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既然能够创立这个项目，就一定会继续推动它前进。但我认为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香港人对这个新的文化中心的巨大期待。”
对话诺曼•福斯特“西九龙文化区表达了我的建筑哲学”
普利兹克奖得主诺曼·福斯特
B=《外滩画报》
NF= 诺曼•福斯特
“这个点子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想出来的”
B ：在西九龙文化区的设计竞赛中，你们胜出，获得西九龙文化区的最终设计权。你觉得胜在何处？
NF ：我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大部分香港市民更喜欢我们的设计。我们曾仔细倾听来自社区的声音，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声音最终影响了我们的方案：世界级的设计、场地以及机会；尊重香港历史和本地艺术团体的需求；创造一种文化融合，即将中国传统节日与当代庆典相结合；吸引公众和观众来参与；对所有市民都平易近人；环保的同时经济上要可持续发展；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等等。
B ：在你的方案中，你自己最喜欢哪部分？
NF ：每一部分！我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选为最后的方案非常高兴，公众对我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公共空间是整个文化区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基本上，这里容纳了大约17 个重要的文化艺术设施，而我们喜欢把我们的公园称做第十八个文化会场。公园将会是一个亲民的、包容的空间，它就像艺术家、表演者甚至更多团体的灵感来源。同时，这里也会成为许多重要建筑项目的展示场所。
B ：“城市中的公园”的点子是怎么被想出来的？是你个人的主意？
NF ：事实上，这个“城市中的公园”的主题来自于香港人自己。在公众参与的讨论中，我们不断听到市民要求有“自由的”公众开放空间。“自由的”不仅仅指经济层面，在这里它指的是在任何时间它都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城市中的公园”提供了23 公顷的公共空间，即西九龙文化区内60% 的土地给公众享受。不管你是否喜欢文化，你都会接受并喜爱香港的这个新公园。是的，这个点子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想出来的。
B ：对于西九龙文化区来说，你是怎样把文化融入这片土地中去的呢？
NF ：从广义来讲，这片土地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设施将惠及每一个人，表演舞台将会为各种形式的艺术提供服务，包括中国文化、流行音乐会、歌剧以及视觉艺术等。从长远来讲，为了把文化融入这一地区，我们同样规划了艺术教育设施。这些都将挖掘和激励本土的艺术氛围，若干年后，所有的香港人都会受益。
B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九龙文化区都属于最顶尖的大规模建筑项目。这和你之前的一些大型建筑设计相比有什么区别？有哪些新的突破？
NF ：这很难进行比较，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许，这一次通过如此多的方面，如能源、密度、交通和楼宇等来综合考虑设计，是一种整体性的设计方式。这种方式在我们很多优秀的可持续性环保作品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西九龙文化区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文化区。由于香港气候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从其他建筑项目中吸取了很多经验，西九龙文化区同样沿袭了香港过去那种带篷石柱廊、步行街、风凉绿地的传统。而我们的设计同样给接下来几年内可能突飞猛进的环保可持续技术提供了弹性空间，允许它们到时候能够被应用到西九龙文化区之内。
B ：尽管获胜让人喜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中，你们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NF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九龙都是最先进、投资最巨大的文化创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经历很多挑战—从计划、设计、施工、后勤到人力资源等。但我认为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香港人对这个新的文化中心的巨大期待。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既然能够创立这个项目，就一定会继续推动它前进。
“西九龙文化区代表了我的建筑哲学”
B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参加香港西九龙文化区设计项目的投标了，早在2003 年9 月，你就曾以名为“天幕”的规划赢得了西九龙地区概念规划比赛。这几年来你的设计方案有没有什么变化？
NF ：这是一个充满改进、倾听和理解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认真汲取民众的反馈，分析人们对文化区的不同需求，接着重新挑战和质疑我们此前为文化区所做的一切设计。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之前的设计被推倒重来，这激励着我们重新开始提出更好的方案。
B ：你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设计师，而西九龙文化区面向的是来自亚洲的观众，你如何在设计中让中西文化元素达到某种平衡？
NF ：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本地设计师，我们公司的香港分部规模仅次于伦敦的创始工作室。从我第一次来香港，又陆续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三十个年头。除了这些个人经历，我们团队成员中也有香港人。此外，我们还做了许多实地调查研究。我们仔细研究了西九龙的上海街、兰桂坊等地，计算了那里的石柱廊、小巷、车道及林阴下的行人道比例。我们还通过数量统计和百分比来分析弥敦道的标识系统、商铺门头、车辆和行人的运行方式。然后，我们分析这些信息，寻找怎样才能给城市人生活提供一种最熟悉和方便的规划。香港的城市活力当然还包括那些狭窄而拥挤的行人道。我们同样仔细分析了这些街道背后所存在的另一种生活。
B ：在建筑设计界，你的作品常常会被拿去做融合优美外观、高科技以及绿色环保的经典模型来供人们学习品评，这是一种“福斯特风格”？
NF ：我们从没有一致的风格，但是我们秉承了一种持续的建筑手法和哲学，以及严格的调查研究。每一件作品都有其特殊性，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可持续性是我们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并非所谓“绿色行动”的追随者，我们本身就是这一行动最早的倡导者。从1967 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不断寻找可替代能源和最环保的结构，在建筑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力图做到最佳。
B ：在你心目中，哪一个作品最让你满意？
NF ：在过去数年中，我们的作品包罗万象，从建筑到城市，从家具到各种器物，从游艇到喷气飞机。让我只选择一个，太难了。但是，西九龙文化区的设计完全体现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我们的所有作品中，作品使用者的需求，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是我们设计的核心。西九龙文化区或许是最能表达我个人对基建与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的代表作品，它代表了我的建筑哲学。
B ：回顾你的求学经历，我们发现你在英国曼彻斯特和美国耶鲁大学都学习过建筑。“英式”与“美式”风格对你自己的建筑审美有哪些影响？
NF ：我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工作室的学习内容就清晰地分为两部分，即英式和美式，而这是由于我的两位硕士导师造成的。在英式教育方面，我们主要学习的是一些稍显古老的建筑。而美式教育更注重“行动”，美国导师保罗•鲁道夫只有当我们拿着图纸和模型去找他时，他才会和你谈建筑。而另外一位欧洲派的塞尔吉•切尔马耶夫则更喜欢问“为什么”—作品背后的哲学。我很幸运，能够同时受到他们的影响，在研究和实际操作结合的学习中锻炼了我的能力。在耶鲁的时光对日后的我有着很多方面的影响。保罗•鲁道夫为工作室营造了一种充满高度创造力、竞争精神的气氛，同时他总是会邀请一系列批评家来鞭策我们。如今，这些东西都被我融入到由我领导的公司工作室的设计部门，而这个部门负责的就是：从设计之初就对所有作品进行不断的检验以及把握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