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城市与自然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一直忽略的问题，现代社会多少承袭了古希腊人的想法，刻意将城市（polis）与自然（physis）分割开来，但人是自然的造物，而城市并非被自然包围，而是自然的一部分，麻鹰、老鼠，还有无数动物和植物与我们一起生活，只是我们不察觉也许还不愿意与它们分享城市空间。

本书作者莉萨·班顿－修特（Lisa Benton-Short）与约翰·雷尼－修特（John Rennie Short），就是为了理出城市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或者正确点说是城市对大自然的倚赖，还有城市在自然灾害中的脆弱处境，诸如那曾经摧毁新奥尔良市的卡特里娜飓风，还有肆虐南亚的海啸等。或许，所证城市的历史，不过是文明多次尝试羁绊自然、却要让自然仍能哺育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在不同城市中的公园、河道、林圃甚至每幢建筑物之中，找到一点证据。

的确，埋藏在远古城市的建造者心底，是恰当地利用自然的计划，正如作者在书中第二章引用孟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史》里的说法，所有城市设计往往会考虑水供应的问题，例如古罗马的供水系统即是。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城市设计却往往以格网布局（grid plan）出现并且漠视地形的规划模式，表现出城市战胜地理的欲望。作者认为，围墙和格网往往超越了本身的功能，它们象征了关于城市环境的深层感知，而远古城市的木栏栅和石墙则扮演军事防御的作用。第二章基本上以历史梳理出人类建造城市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建城者一方面倚靠自然，另一方面却改造甚至扭曲自然以达到城市的目的。其实，无论什么时空背景，城市总是在这种“二律背反”的情境中挣扎求存。

基于现代城市环境议题，本书作者像许多论者一样着重讨论工业化城市怎样影响或改变环境，书中以宏观城市规划角度看城市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并存之策，对于城市空间机制下的微观生态则较为忽略。作者主要概括了工业化城市对环境的宏观影响，例如供水及卫生系统、公园营建等设施的问题，这些都是政府或城市规划部门所考虑的课题。

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考虑之一，建立供水及卫生设施的目的是为了防御疫症，城市是人群密集共生的空间，所以比空旷的、人们互相孤立的环境更容易传播疫症。而大规模疫症蔓延，亦导致劳动力下降，影响经济生产。作者指出：即使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因为严重污染及其并发的疫症问题，也会在商业上输给健康城市（如新奥尔良输给芝加哥）。不过，当人口增长率高于供水系统增设率，政府也会将食水供应私营化，结果造成穷人住在卫生及食水供应恶劣的环境，卫生与食水供应将贫富差距扩大。

另外，受超验主义及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浪漫主义唯心论强调回归“自然关系”），美国自十九世纪兴起了都市公园运动，其主要人物弗瑞德瑞克·洛·奥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希望为城市人提供一个“出口”。奥姆斯德本人是纽约公园及无数北美公园及公园系统的设计师，他的纽约中央公园表现出殊异于凡尔赛宫及波波里花园（Boboli Garden）的主张：如“自然—社会”关系观点，以及浪漫主义理念，以蜿蜒曲径取代格网，营造田园风光及如画景致等。公园亦作为一种民主游乐场，是小孩子和劳工阶级游乐之处，这种平民公园与凡尔赛宫明显的格网花园构图构成强烈对比，我们由此看见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对城市规划者对自然的改造也有不同的方法和目的。

与此同时，艾本纳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计划”则以全然改变城市环境为目标，如英国的莱奇沃斯（Letchworth）、韦林（Welwyn），美国12个绿带城市等。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再度结合的城市之愿景，认为这种设计所引发的新城市设计形式，可以“替‘城市—自然’的辩证关系提出正面的修正”。当然，思考城市与环境关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考虑经济生产和社会关系对不同小区环境的影响：应该把都市公园运动推广至财富垄断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那样普罗大众也可以像富裕市民般享受环境优美的花园。

第四章触及了相关的问题，不过是以工业化、去工业化、重建的脉络去理解问题；另一方面，作者举出许多城市污染例子来展现都市化如何导致城市污染问题，此现象尤以都市区域（city regions）和巨型城市（megacities）为严重。作者也讨论巨型城市消耗大量资源的后果，如曼谷、马尼拉及墨西哥城消耗大量水源危及地下水储量，曼谷更因而下陷14公分，令洪水泛滥问题恶化，最终破坏城市建筑物。当然，作者并不单认为这只是大城市的现象，中型城市如俄罗斯的诺尔利斯克（Norlisk）、捷尔任斯克（Dzerzhinsk）、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尔（Chernobyl）、印度的拉尼贝德（Ranipet）及中国的临汾等，均在世界十大最严重污染城市之列。值得思考的反而是，为何小城镇的污染程度比起巨型城市更为严重，严重污染究竟是工业发展政策的恶果还是普遍城市化及工业化的后果？

关于城市和环境问题的讨论没完没了，说到底，城市环境议题所关心者不外乎两件事：如何善用自然资源及如何避免自然灾害。除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戕害之外，各种天灾往往不可计算，甚至与空气和水污染等因素无涉，作者在第六章就讨论这问题。在这一章中间，作者借一篇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文章标题，说明那篇文章想要说明的问题：“根本没有‘自然’灾害这回事。”一切灾难都是对社会产生作用时才呈现出灾难的意义。另一方面，灾难固然夺走了无数市民的家园和性命，但城市的“回复力”（resiliency）也是一个关键因素。1666年的伦敦大火，是纯然人为的灾难，却扫清了当时疫病流行和死气沉沉的伦敦，在城市规划者瑞恩（Christopher Wren）的重建计划下，伦敦一跃而成为欧洲重要城市之一。相反，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将当时繁盛的海港严重破坏，却因重建工作漫长的缘故，加上种种因素，而一蹶不振。

书中最终从总体讨论如何永续发展一座城市，这涉及书中讨论过的地址、贫民窟、社会阶级关系、水质和空气污染等复杂问题，基本上就是有关城市管理的全部内容。作者最后也承认，这是一项何等艰巨整全的任务！如果根据艾本纳泽·霍华德、弗瑞德瑞克·洛·奥姆斯德、派崔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的城市设计来构思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要考虑公园、运输系统、区域规划和社会公平等问题。虽然本书仅提供了思考问题的线索，没有提出作者的计划纲要，《城市与自然》却也为一直以城市区隔自然的我们认清一件事：自然就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发展要处理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