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院标识导向识别的演变

在过去，标识系统设计缺乏行业差异、文字性标识居多。现代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及其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才引起重视的。因为起步较晚，科学合理性和完善性不够。事实上，医院标识导向是一种比文字和绘画更易于识别、理解的视觉传达方式。当你处于陌生的医院，即使不通过语言，看到导向标识一样能到达目的地。即使是尚未识字的儿童和视力退化的老人，一看见(触到)导向标志也会瞬间理解。现代视觉传达中的标识导向，其实在很久以前就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从最初的蟠旗形式到今天的医院形象系统下的标识导向系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伴随着医学模式与医院建筑的演变而产生和形成的。远古人类曾以具体的物品和人物形态(图3-4)、简单的图形记号标识作为主要交流方式，发展到今天人类可以运用多种语言和文字来识别导向。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们掌握了多种语言，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局限性，导向标识不仅能消除国与国之间异形文字的障碍，还以醒目通用、快速传达的特征，成为公共环境重要的识别导向工具。 



1、中国古代医院标识的演变

最初只是象征性地将身边的物体，描绘成简单含意的记号或符号，经过传播和不断完善，正在逐步形成以象征性图形为主的表现有多种复合寓意的视觉传达形式一一标识。从符号、象形文字到汉字的发展过程中，有些符号正在消失，有些则保留下来成为特定的标识。

早期药铺带有行医功能，大的店铺还可以充当医坊作用。它的标识导向多以幌子或者招牌的形式出现。直接将药品及与药品有关的器具实物，或者以药品及药品有关的形象、器具制成模型、旗帜等悬挂于药铺前端，又称幌子。将药铺的名字、字号做成牌匾挂在铺前，又称招牌。幌子的出现要略早于招牌，药店的幌子多为木板制成一串膏药模型。见图3-5。战国时期的扁鹊、三国时代的神医华佗，他们的名号和头像都曾作为医蟠的标识，悬挂在医馆门前。游方郎中用来存放药品的器具—木葫芦本身的含义也就演化成了祛病化灾的象征符号，神医们的悬葫济世的神像更是广布在各地郎中的中堂供奉。 



发展到宋代时期，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标识批量印刷于商品的包装和广告。明清的标识题材喜欢利用一些通俗、有群众传播基础的吉祥图案。出现了多样化的图文并茂的标识。标识中的文字和图形，除代表商品质量或特点外，还寓有祝福、喜庆等含义，如药铺常用“鹤鹿同春”、“寿星”以迎合和满足大众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创建于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药铺，以“扶贫治病”为经营理念主导，贯彻“炮制虽繁，绝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绝不敢减物力”的准则。在经营行为规范方面始终以“仁”为准则，穷人买不起药，同仁堂免费奉送，晚上买药送一盏灯笼。在视觉识别方面，将药铺名“同仁堂”三字统一使用在字号牌匾、药材包装纸、仿单等上面。见图3-6。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以药铺、医坊字号为标识的做法及标识的形式，自北宋延续到清，基本上没太大的改变，直到鸦片战争
后，大批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才使情况发生了转变。

2、新中国医院标识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医院标识已不再局限于文字招牌、蟠旗以及实物标识图3-5一葫芦或医箱等，有了真正意义上为大众服务的新医院理念指导下新标药店幌子识。1950至1953年期间大量取缔了具有封建迷信、殖民地色彩的标识。五六十年代的标识名称大多体现了建国初期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遗憾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使标识设计泛滥在“红海洋”中充满了政治化与程序化，严重降低了标识的导向的识别和使用效果。当时的那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使标识失去管理，标识主题与商品属性脱离，图形与表意脱离。

3、改革开放后医院标识的演变

改革开放后，随着医院功能的加强，医药批量化生产和交通工具的便利加快了医疗行业的变革步伐，小门户的医馆被大型的综合医院所取代。医院导向已不能再屈就于中国民众“路在口边”—这一缺乏标识辨认需求意识的旧习惯，从道路指引牌、楼层及楼道牌扩大到了功能单元牌、科室牌，标识系统化的配备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从最早的标牌(俗称科室牌)来看，基本上全是用手工形式将有机玻璃，以锯、切、磨或是贴字、手画的方式表现出来，谈不上有图案、有色彩、有套印，更谈不上今天导入的商用标识系统，铝合金型材模块化组合理念。 



我国医院标识系统的更新换代式变革源于1995年前后，一部分综合医院出于发展的需求，把标识系统整改作为改善医疗环境条件之一，并引入当时商用标识导向系统的概念尤其是模块化组合概念。见图3-70采用立体导向系统改变了以往综合医院以平面功能划分方式，解决医院建筑人群、物流、洁污等流程问题。过去使用的单个的医院标识导向只是个体的视觉元素，往往只体现单一功能。而现代标识导向系统是系统化的标识群体，系统中每组标识不管是强调功能性、还是特征性都承担着各自的使命。它通常依照一定的排列原则和内在构成因素而进行组合，满足不同的行业和环境导向的需求。